近些年来，北京市领导者不止一次发出过“保护古都风貌”的指示，相关机构也一直在制定“保护规划”。在经过一次次近乎扫荡的破坏之后，而今连散落民间的一块城砖、马路当中的一棵古树都成宝贝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对于数典忘祖、见利忘义的开发商的举动，当代中国人早已见怪不怪了，然而“文革”结束时的北京早已不成样子，那可不是开发商的罪恶(何况开发商的行为也往往是借助官方的力量和官员的佑护)，而此前的破坏又是谁造成的呢？下面转载的文章，是作者孙磊对最初参与北京城市规划的著名专家陈占祥之子陈愉庆的访谈，得知了这些被尘封的历史，结论也就在其中了。
更为吊诡的是，伟大领袖以“影响联系群众”的莫须有罪名，下令把北京的城墙拆除近半个世纪之后，而今的官民关系是更和谐了，还是更隔膜了？众所周知！
梁思成规划北京方案为何夭折：主席选苏联方案
2012年01月26日 16:14
来源：周末 作者：孙磊
本文摘自《周末》2011年5月5日第24版 作者：孙磊 原题为《1950，“梁陈方案”的诞生与夭折》
缘起
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在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
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巴兰尼克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
“巴兰尼科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陈愉庆回忆道。
其时，北京内城的人口已有130多万，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
而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
作为一名规划师，陈占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疑问。
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
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
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
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在会上，梁思成和陈占祥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
“当时，父亲刚到北京两个月。33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多年以后，陈愉庆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陈占祥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所以，在苏联人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诞生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与陈占祥一致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事关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
经过反复商议，梁陈二人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事实上，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
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
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由此诞生。
“梁陈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并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的弊端。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会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陈愉庆回忆说，“但是晚年时，父亲曾向我感慨说，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夭折
“梁陈方案”诞生后，梁思成自费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
信发出的第10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
4月20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
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
“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但却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陈愉庆说，“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为此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思成比陈占祥清醒得多。
“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
但是彭真却告诉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他还告诉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没多久，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指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
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